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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周小川留下了什么?

看懂君微信公众号2019-02-14 13:49
周小川央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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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5年守住货币总闸门

  北京时间2月12日清晨,从英国伦敦传来消息,已经退休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获得了英国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下称《中央银行》)颁发的 “2019年终生成就奖”。

  在《中央银行》网站上发布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任期间,周小川在公共服务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正直。他将学术严谨性引入现实世界的决策,充当务实的政策制定者,对公共利益有着强烈的理解。他的领导力反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能力和公信力的显着提升上,周小川帮助中央银行成为中国顶级宏观经济问题解决者”。

  此前,周小川已经获得国际上多个有关最佳央行行长的选项,已经跻身于全球最受尊敬的央行行长中。此次获得“终生成就奖”,是国际社会对他成就的最次肯定。2014年,这个奖的第一位获奖者,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在这位91岁老人的最新著作《KEEPING AT IT》中(中文版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翻译、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他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1984年夏天的一天,保罗·沃尔克被召集到白宫里见里根总统,当沃尔克到达时,里根总统与总统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坐在一起。总统似乎有点儿不舒服,一句话也没说。

  贝克告诉沃尔克:“总统命令你在选举前不要提高利率。”

  沃尔克瞬间惊呆了,他心里很清楚,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是不能直接地向美联储下达命令的。

  那是里根第二次竞选前的关键时刻。行政当局希望维持货币宽松。尽管根据当时的形势,沃尔克本人也没有收紧银根的打算,但是专业的操守使得他下意识的保持了沉默。

  沃尔克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在此之前的几年,沃尔克以铁腕加息,抑制了发生在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规模通货膨胀,通过不断加息的方式,将1980年最高达到14.8%的通胀率下调至3%以下,在《KEEPING AT IT》一书中,他将稳定的价格、稳健的金融以及良好的政府视为三个真理。

  用沃尔克的话说,对货币的信任,是良好的政府和经济增长的根本。维持这种期望和信心,是货币政策的一项基本责任。

  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金融技术官员,国际金融界对于央行行长的评判有统一的标准,那就是货币的稳定和金融系统的稳健。

  同样的,这也是央行行长最基本的职责,更是国际社会对优秀央行行长认可的标准。

15年周小川留下了什么?

  与沃尔克相比,周小川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首先,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中央银行的法定职权和独立性也不同,美联储是对国会负责,而中国人民银行则受国务院领导,法定的职责不仅仅有“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还需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率和储蓄率都比较高,这也会造成较高的流动性和债务水平。这些都给中国央行行长的履职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要理解这种困难,我们不妨看看邻国印度的情况。2018年12月,印度央行行长帕特尔(Urjit Patel)因不满莫迪政府对央行的干预措施而辞职,莫迪政府希望央行采取宽松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向政府转移更多经营结余以弥补财政赤字。对于任何国家的央行来说,来自政府货币宽松的压力始终存在。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小川在稳定币值、控制流动性水平上,做得可圈可点,他通过回收流动性,创造性的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等方式,在央行行长任上15年间,守住了货币的总闸门,而他任上的十五年间,正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高速增长期。

  曾长期在央行货币政策部门工作过的,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指出,周小川的获奖是情理之中的,他的经历国内外有目共睹,他经历了银行重组、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这十五年中国经济金融整体而言在朝着市场化方向走。在特殊体制下,很不容易突破,但是周小川是一个很务实的经济学家和政策执行者,是二者合一的一个人物。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指出,在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的15年间,我国广义货币(M2)总量由2002年底的18.5万亿元,大增到2018年底的182.7万亿元,几乎是2002年底的10倍,市场上货币超发的论调不绝于耳。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在现代“央行-银行”的二级货币银行制度下,央行只发行基础货币,而银行的资产业务才是派生M2的主力。2003年银行监管权限从央行分离出来后,央行实际上已无具体的权限去干预银行的资产业务,其制约银行派生M2的难度异常加大。可以说,这15年中的大多时间,其实是央行想方设法扼守住银行投放M2的闸门。

  先是2003年我国加入WTO后外汇大幅流入,售汇后被动投放M2,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来控制基础货币;2009年信贷狂潮之后,即使2011年开始按住信贷,银行仍然通过各种同业投资绕道放款,派生M2,最后央行、银监会于2013-2014年治理同业业务;2015年开始,银行又通过其他投资等方式派生M2,央行祭出MPA管控住全部能够派生M2的广义信贷;而后2016年底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M2高增长势头得到遏制。

  因此,在各种因素的限制下,周行长掌舵的央行依然尽其所能,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扼守住了货币总闸门。

  二、用经济学基本框架求解金融改革问题

  周小川的成绩,不仅仅在于维持货币的稳定,他在中国金融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银行》介绍周小川的文章中,也对他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贡献着墨颇多。

  在15年的任期中,周小川主导推动了一系列关键的金融体制改革: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等,这其中都有他的精心谋划和细致推动。

  2019年1月末,周小川的新书《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的书悄然上市,从一个侧面上展示了周小川的改革方法论。在周小川看来,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可以考虑比GDP更综合的目标函数。如果用数学规划来考虑这些问题,会有很多优势,有些问题能够看得更透彻,并以一个更精确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曾介绍道,“周行长说,中央银行的司局长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都要从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出发,明确政策的大方向。政策的具体操作各方可能存在分歧,执行过程中也可能会有偏差,但只要坚持从基本框架出发,就能准确把握政策的方向,不会因为干扰因素而偏离目标。”

  张兴军认为,作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五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很多事迹。其履职初时,面临的是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行政化的银行体制、缺乏弹性的利率、汇率等均无法满足市场化需要的境况,而其卸任之时,则留下了一个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

  终其一生,周小川都在为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求解。比如,在1991年1月15日发表的《改革》杂志上,周小川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立论之前,他开门见山提出了三个假设;再比如,在2005年第1期《金融研究》上,周小川提出了“与适时、适度进行金融调控有关的三个数学模”型,分别是,“一二阶常微分方程”、“贝叶斯决策”和“博弈论”。这位央行行长在公开的演讲中,经常会提到一些观众听不懂的数学模型。

  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背后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在一篇1990年刊登于《改革》杂志的文章《经济工作要充分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中,周小川写道,“几十年来经济工作、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所出现的种种失误,我认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条根本原因,即未能充分地研究、认知和尊重客观规律”。

  认识规律、践行规律,是周小川职业生涯的主线。很多时候,正是把规律搞清楚了,推进改革的时候才有更多的信心和笃定。在近两年推进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始时,国内反对的声音一直很大,出现了“条件论”、“顺序论”等观点。对此,周小川并没有直接进行反驳,而是从这派观点立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入手,揭示了这个理论存在条件的变化,三角形的三个角点的政策定义及其功效模糊化了,由“一点”变成“一片”了,原来的理论也就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作出调整。

  朱微亮认为,在金融改革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开放应该“先内后外”,即先完成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开放资本账户,最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否则经济将遭受重大冲击。央行在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及其他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时不受到这些观点的压力。为了从理论上回应“先内后外”观点,周行长指导相关人员,论证内外协调推进并相互促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为后续金融改革开放提供了路线图和方法论。

  三、大国崛起、未来挑战

  在周小川任期的后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中国GDP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人民币国际化明显提速,2016年底,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央行与美联储、欧洲央行一道,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受关注的三大央行之一,周小川的得奖也一定与中国国力的发展有关。

  苏京春认为,此次奖项的颁发,当然有小川行长个人之功勋,但无疑更多是认可中国之力量。这预示着中国已开始踏入全球金融中心、货币权力核心地带和风暴高发区,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从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的序幕已然开启。新经济下,全球化新时代对中国的期待与呼唤亦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历史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央行,责任也非常之巨大。所以,小川行长的中国央行时代,既是终点,又是新的起点。

  然而,面向未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面临新的增长模式的选择之时,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变得更加严峻起来。与此同时,国内也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一个全球经济发展范式都在变迁的时代,中国央行以及周小川的继任者们,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刘安认为,央行行长任内超凡表现空前,一个终身成就奖当然是名至实归,毫无争议。然而,他的华彩谢幕也可能隐喻着技术官僚主导金融发展与改革模式的最后绝响。

  作为技术官员,央行行长们所擅长的是给定边界约束条件下寻求问题的最优解,正如周行长的新著《数学规划与经济分析》中反复体现的这种思想“经济主体的行为大多可以理解并表达成数学规划中的最优化问题”然而当他们所谙熟的这个体系发生系统性、混沌式变化,当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模式极可能处在一个崩解裂变前夜的时候,如何改变边界约束条件?如何进行系统性重构?他们的工具箱里可能正在弹药告罄。不过一代改革者有一代改革者的使命,无需苛责前人,交棒时分已至,后继之秀何人?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央行的职责也在与时俱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人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同样重要,在保持不发生通货膨胀和个体金融机构健康的同时,也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周小川就在多个场合讲过,个体的稳定不代表群体的健康。而近年来中央也提出要打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幸运的是,最近央行的三定方案,包括审慎管理局的设立,已经为未来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监管打下了基础。

  邓宇认为,央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技术路线图已逐渐清晰,但改革的部委博弈、官僚体制、监管复杂性十分棘手,单纯的技术改革收效甚微,顶层设计不可或缺。正如小川行长所言“确保每一步都是向上的”。(微信公众号:看懂经济)

责任编辑: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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